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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镕基执政反思 2011-09-17

时间:2019/7/8 14:53:42  作者:古蔺  来源:互联网  查看:4  评论:0
朱镕基执政反思 2011-09-17 08:04阅读:947,341 作者:艾祖鸿 

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,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、从容、机智、幽默!,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、措词的得当,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,欢呼跳跃。  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、挫折时,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、灰心、犹疑不前时,朱镕基坦言,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,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,心理负担很重,他说: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,我将一往无前,义无反顾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己。”全场热烈掌声,犹在耳边回响。  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,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,朱却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,昙花一现,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,黯然下台。何故?  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,可归纳为“一个确保,三个到位,五项改革。”一个确保,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%。三个到位: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;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;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。五项改革:是指粮食流通体制、投资融资体制、住房制度、医疗制度、财税制度的改革。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,断送了其政治生命。   国企改革直接坑害了工人  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,国企改革将其从领导阶级变成被领导阶级,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。“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,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,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。”多么光荣啊。实际上,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,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,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。  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,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,还是破产,抑或改制,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,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。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,甩掉国企职工这个“包袱”,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。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,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,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。   最可悲的是40-50人员,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,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;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,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,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,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,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。虽然后来有所改善,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,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,只有55.6%缴纳了基本养老保 险,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,只有24.4%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。总体上,下岗失业人员中,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.5%和5.4%,大部分下岗工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。   直至2006年,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,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、劳动条件恶劣、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、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,明确提出“发展和谐劳动关系”。可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。如此改革,工人深受其害。从此,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消失了,且重新陷入被私营业主剥削压迫的境地。改革的直接后果,激化了工人对党对政府对私营业主对社会的矛盾,将工人排斥社会主流之外,推向政府与社会对立面,到处出现的集体静坐上访,政权的稳定、党的威信再次受到严重的考验。   分税制改革间接坑害了农民   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,激发农村的活力,农民真正的得到了实惠。朱总理自上而下的改革,却让基层的政府和低层的工农受到切肤之痛。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,基本没有涉及到“三农”问题。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,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,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,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,不能及时兑现,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,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,强制进行各种摊派,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,闹得鸡犬不宁,苦不堪言,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,时有发生!  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信“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”,朱总理方有所醒悟,但并未引起重视。陈桂棣春桃《中国农民调查》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,农民“生计艰难,负担过重”;基层干部“横征暴敛,草菅人命”的严酷画面,引发的“三乱风”,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,“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”。农民已被逼到绝路,到非治理不可时,国务院才三令五申,然而积重难返,直到今天还没有仍然无法根除,遗患无穷。   退休后的朱总理,一直低调,过着隐居生活,近来不知为何高调“复出”。从凤凰网的英文讲演到,到清华校庆的讲话,从嘲讽继任者喜欢照像,到对现行政策的尖锐批评,一向常态,突然活跃起来,这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。俗话说:老小老小嘛——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不必大惊小怪。令人惊异的是,向清华学生特意送《中国农民调查》!不仅不反思,反而为自己受到的谴责辩护,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,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。“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内异见分子的追捧,”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,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。意图武装90后的学生们为枪手,为其消灭国内外为农民鸣冤叫屈的“异见分子”。假如90后的清华学子,去问问耕作于农村的祖辈与父辈,让他们谈谈其执政时期(1998---2003)“三农”问题的严重性及农民的惨状,定会反戈一击。特意送此书,自取其辱,也为君子所不耻,因为君子当“日三省乎已”,且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”哟。   客观的说,朱镕基是个好人,是个清官,但好人与清官并不一定是好总理,并不代表其执政能力与水平。朱总理试图其“地雷阵” “扛关棺材前行”的宣言,流芳百世,却让人不寒而栗。孔子曰:君子有三畏:“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圣人言”,无论是官还民都应该有所畏惧啊,连皇帝也畏谏官之口史官之笔!正是其的无所畏惧,为达到自认为正确的改革目的,才不惜牺牲工农利益,不惧工农的反抗,不怕社会的动荡,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国之本的动摇。   不仅如此,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是其主持制定签署了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,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,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,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,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,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,时时提心吊胆,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。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,受益的是官与商,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商集中,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,该《条例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团作为巧取豪夺的利器,朱总理功不可没!   温总理上任伊始,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:“从今年起,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,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,5年内取消农业税。”取消“三提五统”:上任伊始,签署命令,废止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——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,制定了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,向保障迁徙自由目标跨进了一大步,这都是温总理值得大树特树的功勋。虽然没有朱镕基的豪言壮语,鼓惑人心,但真真切切的是救亿万农民于水火,解百姓于倒悬,深得民心,将载入史册!   当选并非喜剧,欢呼声瞬间变成了低层民众的哀号,落选也并非悲剧,低层民众瞬间从哀号变成欢呼!抛弃民众利益者,必将被民众所抛弃!   想当年,邓小平看到其出任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时,处理棘手的企业“三角债”; 挂帅解决粮食收购“打白条”;亲自兼任人行行长,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,难题迎刃而解,认为其“有观点,有主张,有魄力,懂经济。”总设计师一推荐,江书记一提名,选举而出任总理。其实当选非民意,未能连任也非民意,上台之后,野马无缰阵阵大炮,惊天动地,最终让民众很受伤,谁也无法对其制约监督,有违邓、江提携之初衷,以小人之心度之,邓、江恐怕也是在挥泪斩马谡吧。危局换将,是历史之必然,是人心之所向,也有天意和报应。 朱镕基受任于危难之际,被民众喻为“救火队长”,人格魅力,有目共睹,丰功伟绩,举世瞻目,被外媒誉为“经济沙皇”。但题目所限,不能评功摆好,只能对为何被抛弃作些分析。   常言道:政声人去后。对前任的失误剖析评判,是为了让后来者吸取教训,引以为戒,并非对前任个人的责难。只是近来的高调亮相,恐为某些势力,利用其崇高声望、其仗义执言、其疾恶如仇,作为对现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讦的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,致使其光辉形象受损而浇点冷水。   不容置疑,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,总结改革的失误,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,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,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,监督制约保障改革。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,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,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,缺乏制度设计,没有任何预案准备。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,甚至是生存权利,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,完全抛向市场,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,任其被残酷淘汰、自生自灭,加上住房市场化、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,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、上不起学、看不起病,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,把他们逼入绝境。   诚然,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改革的代价不能全部转嫁给最底层工人。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导者是否认真考虑过,此代价是否能够避免或者更小些呢?国企沿用苏联'国民经济不分配'的原则,工资只是“生活费”,占工人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,国企是社会全员的血汗资本积累,理应每人都应有可享有的地方。成功的经验,无论从纯粹经济学角度,还是从政治、社会长远发展,特别是照顾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来看,无疑比武断的全员下岗分流买断工龄,要公平合理得多。任何成功的变革都源自于对政治经济环境、市场利益和广大国民意愿的适应,反之亦然。   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制度化法治化,客观上成了“宁赠友邦,不予家奴”,任由少数权势、外商巧取豪夺“变相私有”。工人就没有权利分一羹一勺?简单把全民所有的国企,无偿或廉价改头换面,让少数有特殊社会地位、有权有钱的人“合法”占有,非法强制性地剥夺多数人的劳动权生存权等基本权益,财富向权贵们高度极中,大量下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体贫困,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国有资产,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,造就一批新权贵新富豪,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,控制经济命脉,继而操纵政治,成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,底层民众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剥削境地,对改革谈虎色变。这恐怕也是改革主导者始料未及的,也是其所不希望的。  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以偏概全,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,指责工人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。然而,扪心自问,国企亏损,是工人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的问题?没有工人的勤奋劳动,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?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,永远无法懂得下岗工人的酸楚,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工人,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,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,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,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,就被抛向大海一样,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。笔者每每回想起,总是良心的责备,寝食难安。   ——全国数千万受到改革政策措施伤害的下岗工人,会对这样的改革主导者感恩戴德么?抛弃者终被抛弃!   分税制等一系列强硬政策措施,所导致或加重的“三农”及“三乱” 灾难,触目惊心。农民对其受到的伤害,刻骨铭心。2003年,主政者深知“三农”灾难的严重性,力挽狂澜,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,提出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,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特产税;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、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。九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。2005年12月29日,废止《农业税条例》,取消农业税,标志着原定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实现。   2005年10月,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,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,扣除价格因素,同比实际增长11.5%,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.7个百分点。即在2004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,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,2005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,工资性收入793元,同比增长16.1%;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131元,增长18.1%;二、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359元,增长15.1%,九亿农民再一次脱离苦海,广阔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。   北洋军阀时期,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:“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,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,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,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;是因为‘少数人’没有责任心,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。”少数人即为执政者也。   朱、温两位总理,在对待民生与亲民问题的巨大反差,实质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责任心与负责任的能力差异。光有责任心,没有负责任能力,往往是好心办坏事,或者办不成好事;有责任心且和负责任的能力,才会好心办好事,为民众谋福祉。   其实,为了达到富国强民富的改革目的,温和渐近式的改革或许更有成效,如台湾土改是“阶级合作”式的办法。“地主、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,叫农民得益,地主也不受损失。”土地虽被征收,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,摇身一变,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。  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,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。经济腾飞的基柱,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。台湾土改,地主农民各得其利,皆大欢喜;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,敌对阶级怎么会握手言欢,实现共赢的哟。——当然,“凡是敌人拥护的,我们都要反对”。这是中国执政者所不屑的。   任何改革不仅不应让多数人受伤害,反而应当让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,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拥护,才没有“地雷阵” 需要“扛着棺材前行”。俄罗斯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的《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》中取消单一的土地国有制。此后,四次发布总统令,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,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。到2000年底,农业用地的70%已经实现股份化,1200万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。92%的土地份额的所有者获得了产权证,广大农民能不拥护这样改革么?   民众对于朱总理当选,寄于无限希望,何故?除了在副总理任上的功绩外,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时箸名答记者问,像一个政治明星,一个官场另类,犹如“风潇潇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不复还”之悲壮,非常有感召力。   其次是我们太热衷于暴风骤雨式的改革,总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前进的动力,认为改革就是滚“地雷阵” 必须“扛着棺材前行”。总是伤害一批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扶持一批,总是认为乱世用重典,重症用猛药,“与天斗其乐无穷,与地斗其乐无穷”。所以,热切希望一个“一往无前,义无反顾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己”的革命领袖,领导我们去战斗!   再次,民众固有的“清官情结”作祟。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,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。电视一直播朱总理的记者会,其高大形象,如清官包公、海瑞再世。然而,仅凭清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,根本不能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好治理,主导社会的变革,也根本不能保障民众利益。   包公、海瑞名垂千古,就是因为清廉刚正不阿,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就十分不屑,认为海瑞做官有原则,但没有气量;有操守,但没有灵活性,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,做应天府巡抚两年,赋税减了三分之二。王安石同样是清正廉明,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,号称“执拗公”。改革的宣言是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,何等刚愎自用,无所畏惧啊!改革进程中,上拒司马光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议,下视民众为草芥。其改革导致国弱兵更弱,国穷民更穷,改革半途而废,自已黯然下台,北宋蒙“靖康之耻”,从此一蹶不振,民众痛恨地把猪改叫“执拗公”。   民众从最初的狂热到最终的很受伤,方知希望越大,失望就越大,方知清官是靠不住,人治靠不住,靠得住的永远是法制与制度。   执政者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,拒绝学习借鉴外国、外地的成功经验,吸取历史教训,总想着成为改革先驱,视死如归,总想到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豪迈;总想着改革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;总想着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悲壮。殊不知,最终受伤害的民众。水能浮舟,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,但真正引以为戒者鲜有。   亚里士多德认为:“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,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”。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,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字街头,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,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参与,充分发扬民主,最大限度的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,使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,让民众成为深化改革的主力军,才能事半功倍。任何漠视甚至伤害民众利益的改革,都注定要失败的,主导改革者,也同样会被其抛弃的民众所抛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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